每年的10月14日是世界標準日，下文中實際發生的事件卻讓這個紀念日有些尷尬。

“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這句廣泛流傳的話早已變質。21世紀經濟報道了解，目前，起草標準成了一項可以牟利的生意。

北京某單位曾接到了一份需要匯款的文件，文件來自某電器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名稱為“關于征集《風力發電設備……》等三項能源行業標準起草工作組成員單位的函”。

函中表述，該電器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擔任組長單位，標準起草的費用由起草單位共同承擔，歡迎相關單位報名參加標準起草工作組。函的末尾則列出了開戶行和開戶賬號。

“如果我們想參與制定這個標準，就需要向發函單位繳納數萬元左右的費用，最終在標準出臺時，我們單位甚至我個人的名字就可以出現在起草單位、起草人的行列。”該單位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標準起草署名已經成了一項收費的生意。”

多位業內及國家標準化委員會人士認為，中國的標準起草已成為部分機構的牟利工具。是否可以參與起草標準與企業的實力沒有太大關系。

實際上，中國的標準起草人署名制度從誕生之日起即與績效評估緊密相連，也曾起到積極作用，但發展至今，業已逐漸呈現弊大于利的諸多社會問題，亦隨之出現了大量空洞甚至“垃圾”標準。

多位業內專家建議，中國應借鑒國際做法，淡化標準起草人、起草單位署名在標準化工作績效評估中的作用。

立項“學問”

在國家、地方或行業標準的前言或附加說明部分，一般列有該標準的主要起草單位名稱，而主要起草單位往往是獲得了標準立項的單位，如上述某電器科學研究院。

現實中，誰能獲得標準立項，誰就擁有了潛在的收費權利。

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黃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一旦申請下來標準立項號，就可以向行業內的企業發函征集起草單位，從而收取費用。” 黃維是該院建筑環境與節能研究院標準規范室主任，從事標準起草工作十余年。

可以申請到標準立項號都不是“一般人”，雖然在所有規定中沒有對申請人的特殊限制。

據悉，兩年前一家機構曾申請立項某太陽能發電相關標準，該標準目前尚屬國內空白，但立項工作卻遲遲沒有進展。原因是大多數標準的立項需要兩個部門的同意。

以國家標準為例，申請單位必須獲得全國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的審批，業內簡稱該委員會為“TC”，據業內人士透露，TC一般沒有利益訴求，只要擬立項的標準符合必要性、配套性等要求，均可獲得“同意立項”的回復。

讓申請單位，尤其是“沒有關系”的申請單位頭疼的是另一個審批方，這個審批方往往是相關部委下屬的研究所、研究院等事業單位，“如果沒有建立良好的關系，則很難獲批。”一位申請標準立項未果的單位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即使你具備起草標準的一切條件，該標準是行業亟需的。”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目前標準立項存在隨意性較大的現狀，“上或不上某個標準，大多數是由幾個頭頭或秘書長說了算。”

上述立項未果機構的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懂得標準立項的人告訴我，態度很重要，人家就是有這權力，說你不行就不行，趕緊老老實實做工作。”

據了解，可以申請到標準立項的單位往往是研究院、研究所，及其附屬學會、協會。而目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學術權威供職單位，已不再是完全意義上的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大多數成為自收自支的公司。

某研究院資深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現在很多研究院、研究所實際上已‘包產到戶’。”

以該研究院為例，據介紹，即使是事業編制的老員工也需在外拉業務，如接課題、編標準等，每筆業務金額的30%需要上繳研究院，在年終扣除房租、水電等費用后，剩余的錢才可以納入個人賬戶供自己支配。“我的父母甚至懷疑我已經掛靠研究院了。”起草國家及行業標準則成了研究院、研究所或學會的創收項目。

署名誘惑

在獲得標準立項后，主編單位或主編人則開始向行業內的企業發函征集起草人。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函件往往標注匯款銀行賬號，有的則干脆直接列明參與起草的金額。

如某單位就曾接到過某電氣研究院編寫海上風力發電標準的函，末尾直接注明金額，并承諾標準出臺后可掛名。據悉，很多研究院、研究會曾向企業發過類似函件，而上述行為容易帶來尋租空間。

國家標準館陳云鵬、汪濱曾在《關于我國標準起草人署名的歷史探佚及現狀研究》一文中寫道：“標準起草單位和起草人署名會帶來權利尋租的弊端。”

而企業之所以愿意出錢參與標準制定，多數出于署名的誘惑。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起草單位署名可以擴大企業影響力，如果行業標準中總出現競爭對手的名字，自己不是顯得很‘跌糞’嗎?”

標準附帶起草人及起草單位名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1988年4月，國家標準局發布通知[(1988)088]規定：“需要時，可以寫上本標準主要起草人，人數一般以三至五人為宜。”此后，在1993年、2000年、2009年三次修改的《標準化工作導則》中，均對標準文本中標準起草人署名有明確要求，并取消了“需要時”的限制詞。

除93版規定“本標準主要起草人一般不超過5人，重大綜合性基礎標準不超過7人”外，其他版本未做類似規定，也就是說，以后的版本放開了對標準起草單位和起草人署名的限制。

事實上，起草單位繳納相關費用亦是國際通行慣例，一般用于進行與標準相關的試驗、會議等，黃維介紹，國外發布的標準中，不寫人名、不寫編寫單位，這就杜絕收錢了。據悉，國際標準和各國的標準，只是采用歸口技術委員會署名的唯一做法，并不涉及個人。

愿意參與編寫標準的企業一般需要數萬至十幾萬元的費用，“拿我們單位來說，編一個標準一般有30、40家企業參加，每家交4、5萬，上百萬就到手了。” 一位從事標準編制單位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除了資金外，其余的形式還包括贊助會議支出等。”

另一個潛規則是直接將現金交給主編人，這樣可以降低費用，“比如，交給牽頭起草單位時需要繳納4、5萬，如果給個人則只需2萬元左右。”上述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部分標準的制定，已然成為牽頭起草單位及其學霸用來牟利的工具。”

“垃圾”標準

判斷一個標準是否已牟利為主要目的，一般觀察其制定周期即可。

“那些從啟動到驗收間隔時間只有幾個月或半年的標準，對行業發展的意義并不大。”黃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這么短的時間不可能制定出好標準。”據黃維介紹，一些標準的制定甚至只開了啟動會、驗收會，就出臺了。

前中國標準化研究院院長王忠敏撰文“垃圾”標準現象，他在《突破標準起草人署名誤區》一文中曾引述過親身發生過的一件事。

“2010年某月，為了推進研究領域建設，我曾經親自逐一聽取某個單位全體人員的述職報告。其中一名剛參加工作不足三年的大學本科生的述職使我吃驚，這位同志在短短時間內竟然成了十多項國家標準的起草者，其中大部分還是第一起草人!當然不應該懷疑年輕人的工作熱情，可是這樣搞出來的標準有用嗎?為此，我責成有關同志對院內三年來起草制定并經上級機關批準發布的國家標準做了一次系統分析，看看有沒有我所說的‘垃圾’標準，結果讓人大跌眼鏡!堂堂的國家級專業標準化研究單位是如此，其他地方的狀況就更可想而知了。”

與我國制定標準時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美國家，據黃維介紹，在歐洲，制定一個標準大多在5年以上，并且國外的標準十分注重細節和可操作性，而中國的部分標準往往堆積理論，較為空洞，“德國一個汽車方向盤的標準就可編寫成厚厚一本書，中國的很多標準就幾頁紙。”

以建筑物節能領域標準為例，黃維說：“一些標準規定了墻應該多厚、窗戶應該幾層，但忽略了墻與窗戶的接頭地方，致使花了很多錢，但沒有節能。”

在黃維看來，一系列建筑物節能標準則只停留在紙面上。“上世紀80年代的建筑定義為非節能建筑，90年代初的建筑物要求在80年代的基礎上節能30%，1998年開始，要求節能50%，2003年要求節能65%。”黃維說：“但實際上，建筑物能耗基本沒有降低，你家取暖費降低了嗎?”

另外一些標準則有可能導致劣質產品驅逐優質產品。

以太陽能熱水器能效標準為例，其轉化效率的分母是吸收的太陽能數量，分子是熱水器產生的熱水量，在上述單位負責人看來，該標準并未詳盡限定熱水溫度，一些熱水器廠商只是通過簡單降低熱水溫度，即可達到增加熱水量的目的，從而使得許多熱水器在北方的冬天無法使用，但卻列為更高等級的能效標準。

淡化署名

多位業內人士建議，標準制定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緣于署名制度，及其隨之而來的尋租空間。應借鑒國際做法，淡化標準起草單位和起草人的署名。

事實上，國際標準體系如ISO、IEC等制定的標準均沒有署名慣例。“寫標準不帶人名、不帶單位名稱，就可杜絕學霸收錢了。”黃維認為。

雖然中國自1988年開始實行標準署名制度，但實際上關于是否署名歷來存在爭論。

國家標準館陳云鵬、汪濱認為，1987年制定該項制度時，標準起草小組就認為不應該在標準中署名，反對的理由包括，標準是集體成果而非個人、單位，以及與國際慣例不符。但出于當時標準化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獨立的職稱、獎勵評價渠道，從給標準化工作人員的職稱晉升帶來很大困難，最終決定實行署名制度。標準起草人署名的規定從誕生之初就是和績效評價緊密相關的。

署名制度在30年來曾產生過積極影響，如績效評價、調動積極性、便于宣貫等，但同時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

國家標準館陳云鵬、汪濱曾在《關于我國標準起草人署名的歷史探佚及現狀研究》一文中認為，署名制度容易存在公益性與功利性的矛盾、容易帶來權利尋租的弊端，不能真實反映標準起草人在起草工作中的貢獻，以及虛假借用專家署名的現象等。

因此，陳云鵬、汪濱建議，應借鑒國際做法，淡化標準起草人、起草單位署名在標準化工作績效評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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